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抗日战争由此开始。当年11月19日苏州被日军占领，12月3日，伪苏州地方自治委员会在吴县光福成立。日本的军用手票随即在苏州市面上出现，这是在日军暴力之下推行的货币，受到了苏州百姓的强烈抵制。

1938年3月28日，以梁鸿志为首的所谓“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同年5月，以汉奸陈则民为首，在苏州组成了伪江苏维新政府。伪政府设在本市东北街原清代八旗奉直会馆内，即今苏州博物馆老馆与拙政园所在地。为了应对国人对使用日本军用票之厌恶，伪政府开始设立专为日伪攫取利益的伪银行，发行名义上可以兑换国币的钞票，以此来抵制民国政府推出的法币。1939年5月16日，日伪在上海设立华兴银行，并在苏州设立“华兴商业银行苏州分行”，发行“华兴商业银行券”，简称“华兴券”。这家银行名义上是中日合办，实际上就是日本银行，资本金实际全部挪用了江海关税款，日伪根本没有任何资本金投入，虽然在“华兴券”上明确印上了“凭票即付国币”的字样，实际上这种钞票与民国流通的法币并无兑换机制。这种为日军捞取中国人财富的钞票，很快在苏州推出，并强迫苏州市民使用。苏州市民看穿了日伪发行货币掠夺中国资源的把戏，对于“华兴券”基本上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据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39年上期报告记载：“华兴银行成立后，苏州即设立分行，虽市上有该行钞票发现，但居民信任法币，而该行仍将其钞票提高价值，升水兑换法币，最初凡持一元华兴券向该行兑换，可得法币一元四角，旋减至一元二角五分。”至1941年初，汪伪中央储备银行成立，“华兴券”即停止发行。

1940年3月，以汪精卫为首的伪国民政府打出“还都南京”的旗帜，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1941年1月汪伪政权的伪中央储备银行成立于南京，由伪财政部长周佛海兼银行总裁，发行“中央储备银行券”，简称“中储券”。日伪政权打着“新三民主义”的旗号，在“中储券”的设计和印刷上大做文章，在该券正面都采用了孙中山先生肖像，背面采用了中山陵园图案，但是这无法掩盖“中储券”为日寇掠夺中华资源工具的实质。最初的“中储券”多由日本帝国内阁印刷局（东京）及日本凸版印刷株式会社承印，后来因发行量大增，遂在国内上海、汉口等地也有印刷。为了降低“中储券”的印刷成本，以及加速其印刷速度和加大印量，他们将起初的凸版改成了凹版，继而又改成了平版；纸张由开始的花纹纸改成了无花纹纸，继而又改成了轻质纸；由起初的双面双号改成了单面单号，继而又改成了只印代号，不印编号；同时各种面值钞票的面幅在递变中越改越小。1942年4月2日伪《江苏日报》刊载：苏州“中储银行挂牌，旧法币百元对储钞七十七元”。自1942年7月15日起，日伪政权禁止法币在苏州市面流通。日伪政权发行“中储券”目的就是为转嫁日本庞大的军事开支，让日军更凶狠地搜刮中国人民的财富，因此“中储券”不断贬值，票额越发越大。到1945年4月，千元券、五千元券、万元券（图2）都得以陆续发行。至抗战胜利前夕，最大面值达到10万元的“中储券”已经印好，只因日本宣告投降，未能发行。当时苏州百姓对日本占领者深恶痛绝，依然相信法币，仍暗中使用法币。出现了在正宗的法币中国银行钞券上加盖“救国”印戳后继续流通等情况（图3）。这种加盖口号的法币，既进行了抗日宣传，又长了中国人志气。

日伪统治苏州以后，由于战争和日本侵略者的掠夺，市面上物资严重短缺，物价飞速上涨，货币急速贬值。此际苏州市面上使用的货币相互交叉，品种繁杂，流通十分混乱，原来市面上使用的金属货币面值已大大低于自身材质价值，百姓纷纷将铜元、银角子等辅币收藏起来，不肯拿出来使用，市场上小额找零出现了极度困难的局面。汉奸陈则民为首的伪江苏维新政府为了维持他们的傀儡统治，设法摆脱货币流通中的僵局，决定发行铜元券。这套“铜元券”主图全部采用了苏州名胜、古迹，而且是由苏州人设计和印刷的纸币，虽然是伪政权统治下的产物，使用时间又十分短暂，还是受到了苏州纸币收藏者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