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庄陶氏族谱

苏州金鸡湖中静静地矗立着一座长堤———李公堤，在当时便利了元和县与金鸡湖东部地区的交通，长堤建成之后，湖水潋滟，商贾云集，现在这座长堤已成为苏州地区最成功的商业街区之一。李公堤边有一石碑，上面记载了“李公堤，清光绪十五年（1889）李超琼所筑”，是当地百姓为感恩李超琼筑堤的贡献而立。

李超琼（1846—1909），字惕夫，又字紫璈，号石船居士，四川合江人。光绪十五年（1889）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两任元和知县，卓有政绩，其中光绪二十一年(1895)调任常州府阳湖县知县。苏州工业园区档案馆保存的李超琼日记、书信等档案资料，详细记载了李超琼宦海生涯的点点滴滴。而苏州市档案馆保存的一份珍贵档案《周庄陶氏族谱序》，揭开了李超琼与周庄陶氏的渊源，此序正是李超琼由元和知县调任阳湖知县之际所作。《周庄陶氏族谱》　为清乾隆年间陶进埜所编，光绪初陶煦续编。光绪二十一年(1895)，陶煦之子陶惟坻请李超琼为该谱撰序。陶惟坻（1856—1930）字坻流，又字小芷，世居苏州府元和县贞丰里（今周庄）。光绪十四年（1888）举人。李超琼序中记载，“小芷既为余谱序，余还为序之”，也就是说，先有陶小芷为李氏族谱撰序，后有李超琼为陶氏族谱撰序。两人互为对方族谱撰序，足见情谊深厚。而序中提到，陶小芷父亲陶煦的《租核》一书由于时代原因本来秘不示人，而李超琼可以“从小芷录而藏之”，这种信任更加显示出两人交情甚笃。《李超琼日记》中也有两人交往的记载：光绪十八年（1892）一月，陶小芷的父母及兄长相继去世，李超琼写信以示安慰；六月，陶小芷到李超琼家中小坐。上述这些交往记录也足以说明身为元和知县的李超琼与元和举人陶小芷有着深厚的情谊。

陶小芷的父亲陶煦(1821—1891)，字子春，又号芷村。李超琼赞其人品、学品均在他人之上，称其“学博而行粹，生平敦孝，友笃风义，负经世志，为利济于其乡，而淡泊寡营，肃然物外，不愧五柳家风”，“耳目所接，觉黄叔度、王彦方去人未远”（笔者按：五柳即东晋陶渊明;黄叔度即黄宪，王彦方即王烈，均为汉末名士，以学识、品德著称于世。）。陶煦著有《周庄镇志》《租核》等，其中《租核》一书揭露了苏州一带地主对农民严重的地租剥削和收租过程中残酷的政治迫害，论述了减租的必要性和减租的办法。陶煦的这些主张引起了李超琼的共鸣，也为他治理元和提供了参考。李超琼称其用心仁厚，是难得的志同道合之人，然而，又对于自己无法实施这些主张，表达了无奈和自责。

陶煦之弟陶焘（1824—1900）是著名的画家，号诒孙，晚号矩斋，又号东江老画师。陶焘不仅画技精湛，而且人品道德好，多交结诚朴豪杰名士，也受到李超琼的尊敬和礼遇。陶家兄弟与李超琼结下深厚的友谊，可见旧时官员对地方文化人士的敬重。《宋史》载有欧阳修、苏轼两家族谱。两族谱因“体例之严、义法之善”被后人奉为范式，百世推重。陶、李两家族谱也兼收了欧阳家和苏家的族谱的体例。李超琼在序中还特别推重了陶氏的道德文章。序中写道，如果黄彭年在世，能为陶氏族谱写序，必能“举先生道德文章所以不愧欧苏之故与是谱体例之严、义法之善一一表彰”。贵阳人黄彭年（1824—1890），字子寿，号陶楼，晚号更生，曾做过为江苏布政使，生前对陶煦也非常敬重，非常认同《租核》一书中的观点，并有意将该书刻于自己《陶楼丛书》之上，使其能够广为流传，并“隐其名不著”，以保护陶煦。

此外，李超琼在序中将陶氏族谱与李氏族谱对比来写，也让我们了解了李氏家族的来源、变迁、辑谱过程、族谱处理方式等等。这在李氏族谱未见的情况下显得尤其珍贵。 短短一篇《周庄陶氏族谱序》蕴含了如此丰富的历史信息，既记载了苏州陶、李两大家族的交往及其各自的经历变迁，又带领我们探寻出多位名人之间的文化、思想交流轨迹，值得我们细细品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