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借此，陈著阐发了陈寅恪的佛学和史学研究背后存在的某种民族主义心态。不同于欧洲东方主义语境下，东方学研究的那种“他者”心态，也不同于从佛法、教义等学理内部对宗教进行阐释分析的弘法学者，陈寅恪更为注重在中外关系中的文化本位、中国的民族性、印度佛教对中国的影响，等等。这些学术兴趣转向，一方面反映了陈寅恪后来学术转型背后，对中国历史与文明的关切；另一方面，也很难说没有与观点犀利的日本汉学家，如白鸟库吉等，一争高下的文化焦虑、民族动机。正是这两方面的作用，使得陈寅恪的学术取向，从早年以中亚、西域文献为佐证，来看待中外交流等课题，最终转向在中国内部来研究中国。也正是因此，陈寅恪经过了严格的西方学术训练，却因其民族心态，并未沾染过多东方主义的偏见，相反取西学方法先进之所长，补民族主义的某些偏狭之所短，炼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治学本领。　　民国时代的“西学东渐”

陈著并没有简单满足于梳理陈寅恪的早年生平和学术，而是更为深层地去发掘民国一代学人对欧美学术思想的借用和揄扬。最有趣的就是以赫尔德和白璧德为例，展现了陈寅恪、王国维、吴宓、周作人、朱光潜等人，如何借他山之玉，攻中学之石。

其中陈寅恪对赫尔德“了解之同情”的巧妙借用，几乎贯穿在前者一生的主要研究之中。陈对历史芜杂斑驳一面的追寻，对将历史条分缕析、规划分明的学者式总结的质疑，对历史人物心态和当时情景的倾力还原和神游冥思，还有对自身民族地位认同的某种矛盾和焦虑，无一不暗含了先哲的智慧和身影。而对于朱光潜、周作人等其他民国学人来说，赫尔德在美学、民俗学，乃至于学科建设上，对中国都产生了不为人知却不可小觑的影响。

不同于明末清初“西学东渐”时，单纯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引进、学习，也不同于清末民初之季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全盘西化”之风，赫尔德、白璧德等学者哲人对中国的影响，更多是从思想、关怀、方法等更为深刻的层面上，展开了一场精神上的“西学东渐”，其潜移默化的功用，至今仍在慢慢发酵，泽被后人。